我的美國留學記錄


我在1984年夏天隨“中國之春”到洛杉基參觀奧運會,還見到了陳沖等名人。當時主要是搞遊行,想鼓動中國大陸的跳高運動員朱建華逃跑。因爲他當時也是中國拿金牌的主要目標。當時中國的留學生主要分爲兩批,一批是埋頭苦讀書的,另外一批是比較活躍的、要求中國實行民主的。當時我是屬于後者,對美國的民主社會非常地欽佩、甚至有一種狂熱的感情。當隨著我在美國生活的長久和經驗的積累,對美國的民主制度也有了更明確的看法。現在看來當初的行爲是比較幼稚,但也能體現出我們對民主的渴望。1984年夏天之後,我又回到多倫多,給一家華人報社翻譯一些美國或加拿大報紙的一些新聞消息。因爲當時華人報紙都沒有新聞記者負責采編的工作,主要是將當天的一些報紙新聞進行翻譯、加工整理成中文,以供當地不讀英文的華人嬝炕C還在別的很多地方打工,甚至我還在在大遊艇上做過保安。


在我來到羅德島之後,感覺到美國的大學和加拿大大學的不同之處,充分顯示了美國大學財力雄厚、資源豐富,老師、課程、學生水平都很高,這就促使我下了決心一定要到美國來。1983到1984這一個學年,我是在美國念書的,但後來學生簽證到期又不能延期,所以才回到加拿大。我在加拿大拿到的是學士學位,在美國則是碩士學位,所以對兩個國家的教育制度有比較深刻的體會。首先,加拿大是延續英國教育的體制,所以它在學校的建制、系統方面都是來自歐洲的體系。多數是公立學校,對學生來源要求不嚴,造成學生水平參差不齊。而美國則有釵h獨創的地方。其次,美國因爲私人基金、教會比較多,爲了體現他們慈善的特點,所以由他們捐贈的私立學校也很多。所以有錢人家的子弟都是讀私立學校,美國的總統、或者名人多數都是從名牌私立學校畢業出來的。這主要是由其獨特的曆史、經濟背景決定的。從政治方面來說,美國的學校也比較強調自己的獨特性,灌輸美國式的教育。另外一方面,加拿大既是沿襲了歐洲的教育體制,又吸收了一些美國的新鮮東西。但總體上來看,美國的大學在資金、教學質量和人文環境上要優勝。而且,美國的文憑在加拿大也相當值錢,釵h加拿大人在美國讀完博士,就回加拿大的大學教書。有點像我們中國的留學生在外面得了學位,回到中國後能得到更多的認可、尊重和鼓勵一樣。美加學校最重要的差異就在于資金。美國釵h學校的資助都來自政府或者大財團,像通用公司這樣的財團就會出錢資助學校搞研究工作。


我1985年畢業,在1984年就開始申請碩士課程,申請了不少學校,第一個就是Carlton University。選擇它首先是因爲它的法律、政治、公關等專業在加拿大都非常出名;其次,它的學生畢業後大多是爲政府服務的;第三,它也爲法律學院、律師學院提供畢業生的。當時我也被Carlton以及Windsor University錄取了。但當時我的姑夫卻主張我要獨立自主、去打工,而反對我繼續讀書。從現在看來,選擇放棄讀書是我人生第一個比較大的錯誤決定。其實,當時我也不是很缺錢而不能讀書,完全可以通過貸款、借錢或者是申請加拿大政府獎學金而繼續求學。但是當時卻覺得自己在中國已經讀了三年多了,在北美又讀了三年,要再讀兩年的話,會不會讀得太久太累了,應該是時候出去闖蕩一下了,檢驗一下自己的能力。當時已經是27、8歲了,再去讀研究生就太久了。現在看來是一個錯誤的決定,因爲一旦我從Carlton碩士畢業,很可能就會派到加拿大政府機構工作,比如說外交部、商務部,同時也比較容易就能拿到加拿大公民的身份。我放棄了這條道路,否則我也會像當今加拿大駐華、駐港參贊、外交官等,都是加籍華人。畢竟我本身就是學英語的,而且也喜歡外交,所以當初的決定讓我現在也覺得很痛苦。人生一過去,就不能再回頭。生活也只有朝前走,沒有向後看的。所以,人選擇大學、選擇去向、選擇留學的國度,都要作一個仔細的了解、權衡。不過話又說回來,年輕的朋友又不能了解到這種迷惘和矛盾的問題,我也只能把自己的一些經驗、體會和預測提供出來。我敢說,如果我讀了Carlton University,我的人生絕不會和現在一樣。因爲按照我自己的理想和能力,現在的狀況遠遠未能與之相稱,我應該比現在做得更好更成左滿C像張朝陽那樣,回來大陸之後很快就成名成央A人畢竟也是爲了這個名利而活著,這是一種原因。當然,人也要有各種理想和追求,我出去得比較早,也失去了不少機會。但總的來說,還是選錯了一些事業和學業方面的決定。其次,我在家庭方面也做了重大的錯誤決定——和一個美國人結婚。
   

我的英文比較流利,對釵h俚語都很熟悉,主要是因爲我和一個美國人一起生活了五年。

   
1985年,我回到加拿大,進行我本科最後一個學年的學習。我選了財務、計算機和政治學(第一年學生化,但覺得很難,試驗也很難進行)。80年代初期,計算機行業正處于上升期,尤其是


在美國。但因爲我的性格和愛好,決定了我不能成爲一個正規的程序員,所以我也做得不是很開心,個人也還是傾向于管理這一塊。因此後來我就去學了MBA。

   
我在加拿大畢業之後,做過釵h份工作。第一份是在銀行做財務員,對銀行的運作、財務系統都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和工作經驗。工余時間,我還去做大樓、遊艇的保安。1986年,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認識了一位印尼華僑蘇小姐。她很早就嫁給了加拿大當地的一個華人。她比我大七、八歲,當時我是二十七、八歲,這個應該算是我的第一次戀愛。她看中我的年輕和才華,能給她新鮮感;我則對她的家族和生意産生濃厚的興趣,想和她合作搞生意,進入加拿大的商業圈中。她當時候正在做房地産,她也希望通過我的協助,將它擴大開來。後來,蘇小姐
的産業擴充到了幾百萬,還買了大樓,但最後由于各種原因(和丈夫鬧離婚、和拍檔不合等等)而破産了。我們是先有了感情基礎,然後才有生意上的合作,我也想通過她了解加拿大白領的生活、上流的社會。因爲當時去加拿大的華人都是來自廣東沿海一帶,而內地的留學生是非常少的,因而也比較地受歧視,被當地華人認爲大陸的留學生都是共産黨派來的。這樣一來,讓我心理很不平衡,發誓要找一個加拿大白人或者美國白人,共同組建一個家庭,以證明自己的能力。

   
後來,我在加拿大一所學校邂逅了一個來遊玩的美國姑娘黛安娜,她對中國的文化並不了解,但有一種模糊的輪廓意識,並且對中國人和中國曆史有一種向往和喜愛。經過半年的來往,我就和她結婚了。這次結婚的動機,一方面是因爲自己感情上的孤獨和生理上的需要,另一方面,自己也有要到美國深造、工作的打算。我們的婚禮是在邊境上的一個小城市舉辦的。她的整個家族的人都來了,是愛爾蘭和德國人的後裔。因爲當時我的綠卡還沒有辦好。在我第三次去美國的時候,是以移民的身份去到的,地點是密歇根州的底特律。結婚時,我還不知道她是一個天主教徒,而且對宗教的理解也很模糊。在婚後,由于我們的文化傳統不同,所以在價值觀念、宗教理解和小孩子的教育方面都産生了巨大的分歧。當時我覺得自己還很年輕,想繼續念書而不是養育孩子。而她懷孕之後卻不願意墮胎。底特律是一個工業城市,需要的主要是工業技術,而我之前在加拿大學的東西都沒有用了。我希望在財務、金融方面有所發展,所以找了一所會計師事務所當會計員,給公司報稅、做財務報告等等。同時我也意識到高科技的重要性,因此我也選修了一些電腦的課程。這時候的我,是非常地辛苦,又要讀書又要打工來養家糊口。而一般的美國女性婚後都是在家休息幾年,等小孩讀小學了才出來繼續工作。當時我的工作收入不是很高,所以上完班之後,晚上我還要去超市幫人推車,周末就出去參加樂隊表演、拉小提琴。三份工作加上還有的晚上要去念書,負荷非常地重。所以,我很後悔和黛安娜結婚。因爲她是一個既不願意到加拿大去,也不想去象紐約、洛杉基之類的大城市。而我來美國是一心想求發展的,因此覺得留在底特律是沒有前途的。美國人和中國人在食物、生活習慣、對性的要求、對宗教的理解和對孩子的教育問題上都不太吻合,所以我的第一次婚姻是比較痛苦的。我的大女兒是一個混血兒,1987年8月2號出生,今年即將16歲了,今年在讀高二。在她出生後的五年,我都和她一起,帶著她,對她充滿了感情。即使我離婚了,也是住在她的附近,經常每周都去看她。這兩年由于我回到了中國,所以幾乎沒有什麽時間和她在一起,很想念她,也覺得非常對不起這個女兒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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